齐鲁历史名人-吴起

吴起(约前440～前381)，战国初期卫国左氏(今山东定陶)人。先后在鲁国、魏国、楚国做官，军事、政治才能卓越。他博览群书，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，并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，其名著《吴子兵法》流芳百世，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、杰出的政治改革家，也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
杀妻求将　荆楚变法

　　战国初期，七雄争立，战争频繁，而吴起所在的卫国较弱，是列强争夺的对象。出生于富有之家而又胸怀雄才大略的吴起，面对四分五裂、千疮百孔的国家，不吝钱财，四处奔走，立志干一番大事业，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。结果功名未成，耗尽了家产，遭到乡里的奚落和耻笑，一气之下，离开卫国到鲁国去游学。

　　吴起到了鲁国，受业于孔子名徒曾参门下，昼夜苦读，学习治国本领。母亲病亡，吴起闻讯仰天悲号，旋即收泪，诵读如故。曾参见吴起不奔母丧，视他为忘本之人，与其断绝了师生关系。吴起审时度势，毅然弃儒道改学兵法。三年业就，经相国公仪休的推荐，被鲁穆公任为大夫。

　　吴起喜好用兵，一心想成就大名。周威烈王十四年(前412)，齐国进攻鲁国，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，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而对他有所怀疑。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，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，表示不倾向齐国，史称其杀妻求将。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，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。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，与士卒同甘共苦，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。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，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。因为当时，齐强鲁弱，鲁军不是齐军的对手，而吴起善于用兵，不与敌正面交锋。当齐将张丑佯称讲和，到鲁军中打探虚实时，吴起将其精锐隐蔽，令其老弱病残者留守营帐，并设宴款待张丑，装出怯战求和的样子。齐军受了蒙蔽，认为鲁军不堪一击，贸然进犯。吴起乘其麻痹松懈，暗中调动兵力，从三面突然展开反攻，齐军仓促应战，一触即溃，大败而逃。

　　齐鲁之战，显示了吴起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，但也因此遭到齐国的离间和鲁国大臣们的诋毁，一时流言四起。鲁国有些人在鲁君面前中伤吴起说：“吴起是个残暴无情的人。他小时候，家有千金之富，他想当官，从事游说活动没有成功，以致家庭破产。乡邻都耻笑他，吴起就杀了三十多个诽谤他的人，逃出卫国而东去。他和母亲告别时，咬着臂膀发誓说：‘不为卿相，不复入卫。’此后他就在曾参门下学习。过了不久，他母亲去世，他竟然没有回家。曾参为此很鄙视他的为人，和他断绝了关系。吴起就学习兵法奉事鲁君。鲁君对他有怀疑，他就杀了自己的妻子以争取做将军。”“鲁国是个小国，一旦有了战胜的名声，就会导致各国都来图谋鲁国了。而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，鲁君用吴起，就破坏了与卫国的关系。”鲁穆公轻信谗言，解除了吴起的兵权。吴起自知留在鲁国已不可能有所作为，遂投奔到了广纳贤士的魏国，以求另创一番事业。

　　此时，魏国已经兴起变法革新运动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正积极进行改革。国君魏文侯求才若渴，任吴起为大将，率军攻打秦国，攻克五座城邑。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，廉洁而公平，能得到士卒的拥护，就任命他为西河(今陕西咸阳一带)的守将，抗拒秦国和韩国。周威烈王十七年(前409)，吴起攻取秦河西地区的临晋(今陕西大荔东)、元里(今澄城南)，并增修此二城。次年，攻秦至郑(今陕西华县)，筑洛阴(今大荔南)、合阳(今陕西合阳东南)，尽占秦之河西地(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之间地带)，置西河郡，任西河郡守。这一时期他“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”，“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”。特别是周安王十三年(前389)的阴晋之战，吴起以五万魏军，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，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，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大的诸侯国。

　　吴起镇守西河期间，强调兵不在多而在“治”，曾严格考选步兵，创建有战斗力的常备军“武卒”。吴起首创的考选士卒的方法是：凡能身着全副甲胄，执十二石之弩(十二石指弩的拉力，一石约今三十公斤)，背负五十支箭，荷戈带剑，携三日口粮，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，即可入选为“武卒”，免除其全家的徭赋和田宅租税。吴起对“武卒”严格训练，使之成为魏国的精锐之师。吴起治军，主张严刑明赏、教戒为先，认为若法令不明，赏罚不信，虽有百万之军亦无益。所以，他曾在一次战役中斩一未奉令即攻击敌军的战士以明法。

　　吴起做将军时，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。睡觉时不铺席子，行军时不骑马坐车，亲自背干粮，和士卒共担劳苦。士卒中有人生疮，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。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后大哭起来。别人说：“你儿子是个士卒，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，你为什么还要哭呢？”这位母亲说：“不是这样。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，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，所以就战死了。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，我不知他又将战死在哪里了，所以我才痛哭。”

　　魏文侯死后，吴起继续效力于他儿子魏武侯。武侯曾与吴起一起乘船顺西河而下，船到中流，武侯说：“美哉乎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！”吴起对他说：“国家最宝贵的是君主的德行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。从前三苗氏左边有洞庭湖(今湖南洞庭湖)，右边有彭蠡湖(今江西鄱阳湖)，但不讲求德义，夏禹把它消灭了。夏桀所处的地方，左边有黄河和济水，右边有泰华山，伊阙(又名龙门山，在今河南洛阳南)在南，羊肠(在今山西晋阳西北)在北，施政不讲仁爱，商朝汤王将他流放了。殷纣王的国家东面有孟门(古隘道名，在今河南辉县西)，西面有太行山，常山(即恒山，在今山西浑源东)在北面，黄河在南面流过，地势也无比险要，但施政不讲道德，周武王把他杀了。由此看来，治理国家在于君主的德行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。如果君主不讲德行，就是这一条船中的人也都会成为您的敌人。”武侯说：“你说得很对。”

　　吴起任西河的守将，威信很高。魏国选相，很多人都看好吴起，可是最后却任命田文(魏贵戚重臣)为相。吴起很不高兴，他向田文说：“请你和我比一比功劳可以吗？”田文说：“可以。”吴起说：“统领三军，使士卒乐于为国牺牲，敌国不敢图谋进攻我们，你比我怎样？”田文说：“我不如你。”吴起说：“管理各级官员，亲附人民，使财力充裕，你比我怎样？”田文说：“我不如你。”吴起说：“镇守西河地区，使秦军不敢向东扩张，韩国和赵国都尊从我们，你比我怎样？”田文说：“我不如你。”吴起说：“这三方面，你都不如我，而你的职位却比我高，这是为什么？”田文说：“国君年少，全国忧虑，大臣没有亲附，百姓还不信赖，在这个时候，是由你来任相合适呢？还是由我来任相合适呢？”吴起沉默了很久然后说：“应该由你来任相。”田文说：“这就是我所以职位比你高的原因。”吴起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。

　　田文死后，公叔任相，他妻子是魏国的公主，公叔对吴起非常畏忌，便想谋害吴起。他有个仆人对他说：“吴起很容易除掉。”公叔说：“怎么办？”仆人说：“吴起为人有节操，廉洁而重视声誉，你可以先向武侯说：‘吴起是个贤明的人，我们魏国属于侯一级的小国，又和强秦接壤，据我看，恐怕吴起不想长期留在魏国。’武侯必然要问：‘那怎么办呢？’你就借机向武侯说：‘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许配给吴起，他如果愿意留在魏国就必定欣然接受，如果不愿意留在魏国就必然辞谢。以此就可以探测他的想法了。’然后你再亲自把吴起邀到你的府上，使公主故意发怒而轻谩你。吴起看见公主那样轻贱你，他想到自己也会被轻贱，就会辞而不受。”于是照计行事，吴起果然看见公主轻谩魏相就辞谢了武侯。武侯因而对吴起有所怀疑而不信任他了。吴起害怕武侯降罪，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。

　　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很能干，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为相。他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，采取了“明法审令”、“罢无能、废无用”(《史记•孙子吴起列传》)、精简机构、裁减冗员、取消公族特权、节约经费开支、加强军事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，使楚国很快强盛起来。这就是著名的荆楚变法，这也是吴起在楚国的主要功绩。

　　春秋时期的政治大变动，终于促成了战国以来此起彼伏的变法运动。这些变法的主要共同点之一就是把矛头指向世袭贵族，充分调动中下层的力量，依恃任人唯贤的政策，应付严峻的现实，吴起变法亦具有这一特点，且比“前辈”人物更彻底。他严明法令，撤去不急需的官吏，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，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，主要目的是加强军队，破除纵横稗阖的游说。于是，楚国南面平定了百越；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，并击退了韩、赵、魏的扩张；向西征伐了秦国。因此，诸侯都害怕楚国的强大，而楚国的贵族因利益受损也都想谋害吴起。周安王二十一年(前381)，楚悼王死后，王公大臣叛乱而攻击吴起，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，伏在尸体上，意在以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，若作乱者射吴起必中王。而楚国的法令规定，凡伤及先王尸体者，要一律被处死。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，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。悼王葬后，其子即位，就派令尹(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)将因箭射吴起而同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杀掉。结果，由于箭射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七十多家。

　　吴起的改革没有像子产作刑书一样享受“与人之诵”的待遇，他虽然也曾让楚国日臻强盛，但终因树敌太多而未得善终。吴起变法所以会失败，一是因为迫使贵族开荒耕植，二是因为极大地扩充军备，把兵战之苦转嫁给下层人民，破坏了生产，使百姓怨声载道。后人以为他“以兵弱楚，”就是这个道理。与后来商鞅变法的主张相比，吴起的变法就缺乏那种以耕为首、以耕为战的特点。古人曾说：“吴起支(肢)解而商君车裂者，不逢世遇主之患也。”

内修文德　外治武备

　　吴起在政治、军事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他把这些经验深化为军事理论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著录《吴起》四十八篇，已散佚，今本《吴子》六篇(《图国》、《料敌》、《治兵》、《论将》、《应变》、《励士》)，系后人所托。其主要谋略思想是：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。他一方面强调，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，才能对外用兵，提出国家如有“四不和”，就不能出兵打仗；另一方面则强调，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。从《吴子》中，我们可以领略他杰出的军事思想。

　　吴起认为，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。为此，他对战争的根源作了论述。他说：“凡兵所起者有五：一曰争名，二曰争利，三曰积恶，四曰内乱，五曰因饥。”(《吴子•图国》，以下只注篇名)当然，吴起这种看法还停留在表面上。他对“争名”、“争利”、“积恶”、“内乱”，是何原因引起，“因饥”的根源何在，并没有深入分析。但是，他从社会方面去寻找战争产生的原因，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。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，他强调把政治放在首位，但又非常重视军事。他说：“昔承桑氏之君，修德废武，以灭其国。有扈氏之君，恃众好勇，以丧其社稷。”(同上)意即一个国君若是只讲求文德而废弃武备，或者依仗兵多能战，都会亡国。要使国家治理得好，必须既要重视政治，也要重视军事。从这个思想出发，吴起在西河一方面注重军事改革，一方面从事政治、经济的改革，为魏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。吴起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，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不够，还必须有安定的后方。因此，他说：“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。”只有国内人民和前方军队团结一致，才能打胜仗。他主张：“有道之主，将用其民，先和而造大事。”(同上)他又说：“不和于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军，不可以出阵；不和于阵，不可以进战；不和于战，不可以决胜。”(同上)就是说，国内各种意见不统一，不可以出兵打仗；军队内部不团结，不可以出阵作战；出阵以后，军队不互相配合，不可以进行战斗；进行战斗以后，各部分战斗动作不协调，不能夺取胜利。他还进一步说：“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，则战已胜矣。”(同上)吴起阐明了国家、军队和人民三者的关系，并认为人心向背是军事上取得胜败的关键。

　　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问题上，吴起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。吴起的这种思想，对稍后的孙膑“举兵绳之”、“战胜而强立，故天下服矣”(《孙膑兵法•见威王》)的主张有直接的影响。吴起一方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作用，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，因此他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，反对轻率发动战争。他总结历史上战争的经验，说：“天下战国，五胜者祸，四胜者弊，三胜者霸，二胜者王，一胜者帝。是以数胜而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众。”(《图国》)经常轻率发动战争，就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从而使人民疲惫不堪，国家贫弱，而且会招来祸患。因此，多次发动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少，亡国的多。

重“实”求“变”　《兵法》传世

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，可以说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军事上的运用。吴起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形势出发，认识到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。因此，他在战略上很重视战争的准备。他说：“夫安国之道，先戒为宝。”(《料敌》)要使国家安全，先要在平时做好战争的准备。他说：“简募良材，以备不虞。昔齐桓募士五万，以霸诸侯。晋文召为前行四万，以获其志。秦缪置陷陈三万，以服邻国。”(《图国》)对于军队，吴起主张“教戒为先”(《治兵》)，即注意平时训练。他指出：“备者，出门如见敌。”(《论将》)这些战备思想，反映了他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的积极进取精神。

　　吴起在指挥作战时摒弃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断，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，十分重视了解敌方的情况。他指出“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”(《料敌》)。就是说，只有清楚敌人的力量部署情况，才能选择其薄弱环节狠狠打击。为了了解对方情况，吴起非常重视使用间谍，深入敌后搜集敌方各种情报，“急行间谍，以观其虑”(同上)。同时，他还重视在战场上采用武力侦察的办法。《吴子•论将》记载：武侯问曰：“两军相望，不知其将，我欲相之，其术如何？”起对曰：“令贱而勇者，将轻锐以尝之，务于北，无务于得，观敌之来，一坐一起。其政以理，其追北佯为不及，其见利佯为不知，如此将者，名为智将，勿与战矣。若其众喧华，旌旗烦乱，其卒自行自止，其兵或纵或横，其追北恐不及，见利恐不得，此为愚将，虽众可获。”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佯攻敌人，而又假装败退，引诱敌人来追击，从敌人追击的情况来观察其虚实，然后决定对策。吴起说：“臣请论六国之俗，夫齐阵重而不坚，秦阵散而自斗，楚阵整而不久，燕阵守而不走，三晋阵治而不用。”(同上)从吴起对六国军队状况的分析，可以看出他对各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民情风俗的了解都是相当清楚的。吴起重视调查研究，深谙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之道。吴起关于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卓越见解，对引导战争取得胜利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吴起指出，战争中的攻、守、进、退，要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而定。吴起在频繁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熟练地掌握了指挥战争的艺术。他提出了“急击勿疑”的十三种情况：

　　敌人远来新至，行列未定，可击；既食未设备，可击；奔走，可击；勤劳，可击；未得地利，可击；失时不从，可击；涉长道后行未息，可击；涉水半渡，可击；险道狭路，可击；旌旗乱动，可击；阵数移动，可击；将离士卒，可击；心怖，可击。凡若此者，选锐冲之，分兵继之，急击勿疑。(同上)

　　吴起反对在战争中莽撞蛮干，主张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”，同时分析了碰到有利时机“击之勿疑”的八种情况：

　　一曰疾风大寒，早兴寤迁，剖冰济水，不惮艰难；二曰盛夏炎热，晏兴于间，行驱饥渴，务于取远；三曰师既淹久，粮食无有，百姓怨怒，妖祥数起，上不能止；四曰军资既竭，薪刍既寡，天多阴雨，欲掠无所；五曰徒众不多，水地不利，人马疾疫，四邻不至；六曰道远日暮，士从劳惧，倦而未食，解甲而息；七曰将薄吏轻，士卒不固，三军数惊，师徒无助；八曰陈而未定，舍而未毕，行阪涉险，半隐半出。(同上)

　　吴起还分析了遇到形势不利时“避之勿疑”的六种情况：

　　一曰土地广大，人民富众；二曰上爱其下，惠施流布；三曰赏信刑察，发必得时；四曰陈功居列，任贤使能；五曰师徒之众，甲兵之精；六曰四邻之助，大国之援。(同上)

　　另外，吴起从实战出发，对行军和扎营提出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：凡行军之道，无犯进止之节，无失饮食之适，无绝人马之力。此三者，可以任其上令。任其上令，则治之所由生也。(《治兵》)这是说，行军中对行程、人马的负荷要安排得当，饮食供应要搞好，这样才能保证军队听从上级的指挥，从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。

　　在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中，许多地方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。吴起说：“凡战之要，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，因形用权，则不劳而功举。”(《论将》)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首先分析研究敌人的将领，根据不同情况，决定不同的对策，这样就能不费多大力气而获得成功。这是对孙武用“水无常形”来比喻“兵无常形”，依据敌方的变化而变化、从而夺取胜利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

　　在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，吴起非常鄙视在战场上贪生怕死、当逃兵的可耻行为。他主张在战场上“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”(《治兵》)，阐明了战场上生与死的辩证关系，只有不怕牺牲，勇敢战斗，夺取胜利才能保存自己，而贪生怕死，不敢杀敌，结果必然失败，招致灭亡。因此，吴起在他的军队里提倡不怕死的精神。他说：“师出之日，有死之荣，无生之辱。”(《论将》)即从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，就要使战士抱定决心战死的光荣信念，而不要怀有苟且偷生的耻辱思想。在战斗过程中，要使战士“进死为荣，退生为辱”(《图国》)，即以前进杀敌、英勇牺牲为荣誉，以后退活命为羞耻。《战国策•齐策》谈到，齐国军队在燕连取七十余城，虽然“食人炊骨”处境十分困难，但“士无反北之心”，坚持战斗到底，认为这样的军队就是“孙膑、吴起之兵也”。可见吴起的军队顽强战斗的精神，在当时是很有名的。

　　在多与少的问题上，吴起有不少精辟的论述。如他认为以少可以胜多：

　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，力轻扛鼎，足轻戎马，搴旗取将，必有能者。若此之等，选而别之，爱而贵之，是谓军令。其有工用五兵，材力健疾，志在吞敌者，必加其爵列，可以决胜。厚其父母妻子，劝赏畏罚。此坚阵之士，可与持久。能审料此，可以击倍。(《料敌》)

　　吴起分析说：“诸侯未会集，君臣未和，沟垒未成，禁令未施，三军囟囟，欲前不能，欲去不敢，以半击倍，百战不殆。”(同上)

　　即敌人如果没有同盟军会合，君臣之间意见不一致，深沟堡垒没有修筑好，号令没有下达，军队人心惶惶，想进不敢进，想退不敢退，这样的军队只要用相当于它的一半的兵力就能打败它，而且能百战百胜。他又说：“敌人之来，荡荡无虑，旌旗烦乱，人马数顾，一可击十，必使无措。”(同上)就是说，倘若敌人前来，散散漫漫，毫无纪律，队伍混乱，人马不安，东张西望，这样的军队便可以一击十，使之手足无措。吴起认为，“愚将，虽众可获”(《论将》)。即如果将领不善于指挥，虽然带兵多，也容易被俘虏。吴起说：“用少者务隘。”他重视利用有利的地形，从而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。他说，只要“避之于易，邀之于厄”，即避开平坦开阔之地，而利用险要的地形，就可以“以一击十”、“以十击百”、“以千击万”(《应变》)。由此可见，吴起从他丰富的作战经验中，看到了多和少的辩证关系。他把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军事实践中，创造了五万人“兼(加)车百乘，骑三千匹，而破秦五十万众”(《励士》)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。所以人们称颂“吴起之用兵也，不过五万”(《吕氏春秋•用民》)。尉缭子说：“有提七万之众，而天下莫当者谁？曰吴起也。”(《尉缭子•制谈第三》)吴起的五万、七万之数，可以说得上是精兵，而用之可以抵御强秦，可见其军事艺术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

　　总之，吴起是继孙武之后，既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。历史上，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，后世论兵，莫不称“孙吴”。他治兵有术，在战略战术上留下许多佳话。作为政治家、改革家，吴起与商鞅齐名，他“明法审令”，舍身与权贵为敌。吴起一生在鲁、魏、楚三国出将入相，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。同时，他治军严明，能与士卒同甘共苦，又深得部众之心。但其为博取功名而母丧不临、杀妻求将的做法，也一直被后人所不齿。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，虽然使他治兵有术名扬天下，但却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。

　　参考文献：

　　《吴起》编写组：《吴起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。